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101-05

经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进入了近代史的新时期。近代西方哲学是指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从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重新闪耀着智慧之光。近代西方哲学看重人的问题，强调科学与人道主义精神，力求将人从神力之下解放出来，把人的尊严、价值、自信打造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用人文精神来反对神本位思想，倡导个性解放、个人幸福，尊重常识和力量。这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一定、对人性的探索，启迪着大家对幸福、平等、自由的追寻。

这一时期，哲学家们谈论最多的是人性解放和常识的问题。尤其是后者，在他们看来常识的问题就是理性的问题，而人性和理性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文精神，也称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泛指以人为中心，把人当成裁判和衡量所有问题的规范和尺度，引导大家以崇真、向善、求美、爱自由为旨趣，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人的方法对待自己和别人的思想。如此的人文精神具备一种冲破性――冲破封建神学的枷锁，将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它还具备一种重塑性――重新界定人的价值和地位，一定人能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凭着我们的努力可以获得幸福。

1、对“神本”的拒斥

在中世纪，基督教及其教会占据着极其要紧的地位，经院哲学家们将基督教的信条理论化，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它控制着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每个方面、思想文化的各部门，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石。神学高于哲学和科学，哲学成了供神学驱使的奴仆。中世纪的为神学服务的思想觉得，神高于人，是神创造了人，创造了万物，人要绝对服从于神，信仰高于所有。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有大罪，他们的罪恶被遗传下来，所以作为他们子孙的人类生而有罪，都将遭到惩罚，一生都得吃苦受难。人只有敬仰上帝，信仰宗教，服从宗教的教条教义，忍吃苦难，唾弃所有现世的物质欲望和享受，在来世就可得到救赎。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人不可能有自由和平等，不可能有人之为人的尊严，人只不过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一件玩物。与此相反，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觉得人是自由伟大的，人有人的尊严，人可以追求现世的幸福。他们极力抬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对宗教神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

文静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1466-1536年）在他的著作《愚神颂》中以讽刺和幽默的笔调批判和揭露了教会人士的禁欲主义的伪善面目。他指出教士们里面身穿昂贵的羊毛制衣，外面却穿着麻布衣服来掩人耳目;享用着山珍海味，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却装作“见了钱就躲避不已，仿佛见了毒药一样”。[1]爱拉斯谟指出，这是种伪善的禁欲主义。教士们需要他们的教徒在资金面前退步，在快乐面前禁欲。爱拉斯谟则强调人应享受现世的快乐，他说：“假如你把日常的快乐去掉，那样，生活成了什么呢？它还配得上称作生活么？”[2]他用这种快乐与教会人士的虚伪的苦行对立起来，倡导人要摆脱教会的束缚，追求现世的幸福。

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极力宣扬进步自然科学，提出“常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一定了人的价值和常识有哪些用途。他对妨碍科技进步的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攻击，觉得经院哲学不只不可以给大家认识自然提供指导，而且为了神学的目的会竭力阻止和压抑大家认识自然事物、进步科技。为了给人的认识扫除障碍，他提出了妨碍人认识的“四假相”，并指出只有清除“假相”对人头脑的影响，大家才能获得真理。虽然培根不否定对上帝的信仰，但他鼓励和倡导大家要摆脱中世纪传统观念的束缚，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为科学的进步贡献我们的力量，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胜利，获得人真的的自由和幸福。

近代不可知论的开创者大卫?休谟（1711-1776年）在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哲学中，不承认了上帝对他物有哪些用途，并公开驳斥了贝克莱关于上帝无所不可以的看法。休谟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只承认感觉经验的存在，他将所有都诉诸于感觉经验，觉得不可以被心想法知的事物都是没有的。他说：“大家的观念超不出大家的经验：大家没关于神圣的属性与作为的经验”，[3]那样神有哪些用途和他的那些属性都是不可知的。他反对基督教用“神迹”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觉得这是白费功夫的，由于基督教所说的那些神迹根本不可以让人类的经验感觉到，因此基督教的教义与《圣经》都是捏造的。在与“神迹”相对立意义上，休谟提出了道德感是人的本性，它是常见的，每人共有些，大家的道德感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拥有道德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而无需借用于神有哪些用途。休谟从他的怀疑论出发，对宗教神学论证上帝存在的做法提出了批判，对“神迹”思想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对“神本”的驳斥贯穿于整个近代哲学史，大家对神学的批判和揭露从未间断。到18世纪，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国，在乎识形态范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形成了战斗的唯物主义，为即将来临的法国大革命制造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不止是反对现存政治规范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所有形而上学……的斗争。”[4]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完全抛弃了宗教的外衣，直接与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天主教进行了彻底的斗争。 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1694-1778年）觉得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上帝创造了宇宙这台机器，并拟定宇宙的规律，给予宇宙第一推进力，之后就不再对宇宙进行干涉。他觉得，对于上帝的性质和存在人是不可知的，所以人应该按宇宙规律行动，解放人的理性，去征服自然。因为大家对上帝的属性一无所知，所以宗教的教条是僧侣对人的欺骗与大家无知的结果。他指出，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历史。为了抢夺信徒，不惜发动战争。他还指出，基督教不只像个强盗掠夺人的财产，而且夺取大家的思想。伏尔泰指出宗教神学与人的理性是水火不容的，是压制人的理性的大敌。“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1713-1784年）指出：“上帝是没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5]他觉得，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假的，宗教只不过借上帝的名义来欺骗人，从中获得利益。他愤怒地谴责宗教，指出它是人类互相战争、互相仇视的根源，宗教假借上帝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煽动大家互相残杀，还说战争是上帝的旨意，给人类导致了巨大灾难。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1723-1789年）坚持无神论的思想，提出“宗教――这是一口潘多拉的箱子”，[6]他谴责上帝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暴君”。[7]霍尔巴赫觉得宗教的存在是由于大家的无知，只须对大家进行教育，启发人的理性，普及科学常识，宗教就会消灭。

显然，哲学家们对宗教的谴责，对“神本位”思想的批判，有的还披着“神学”的外衣还不够彻底，有的在理论上比较激烈在实践中却相对守旧，且都没看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但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还是起到巨大有哪些用途，为张扬人性、达成人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2、对理性的信仰

哲学上的“理性”一般是指人所具备的思想能力和认识能力。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飞速进步，但天主教会对人思想的禁锢紧急妨碍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资产阶级强烈渴望摆脱蒙昧性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理性的光辉指导我们的认识和行动。欧洲的两次思想运动，无论是15世纪的文静复兴还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都强调人的理性解放。康德就曾对启蒙运动做过如此的评价：“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我们的不成熟状况。不成熟状况就是不经其他人的引导，就对运用我们的理智没有办法。当其缘由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不经其他人的引导就缺少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要有勇气去运用你一个人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8]康德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理性”就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近代哲学从人出发，探讨了理性的问题，即认识论的问题。大家在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哲学史上著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不论是倡导经验是认识的基础的“经验派”，还是倡导人的理性在认识中占更大用途的“唯理派”，他们都程度不同地一定理性，尊重理性。尽管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一直遭到来自经验主义、怀疑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质疑，但都能通过不断健全自己体系维持住理性的权威。

近代理性主义的开创者勒奈?笛卡尔（1596-1650年）确立了近代哲学的最高原则――主体原则。笛卡尔觉得人要认识世界和自我，就需要摧毁旧的根基，打造起认识世界的稳定大厦，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理性，获得真理。他从常见怀疑原则出发，企图运用演绎的办法建造包含每个科学部门在内的新的常识体系。他觉得，大家要摧毁旧的根基，就需要对现实的所有事物和所有观念加以怀疑，然后再设法找出真知。笛卡尔觉得他的怀疑原则与怀疑派和不可知论者是不同的，他强调他并非将怀疑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认识真理的方法。他的常见怀疑原则并非否定所有，而是在进行常见怀疑之后，将它们分别“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然后对适当的思想观念加以吸收。在常见怀疑的整个过程中，笛卡尔都诉诸于“理性”的权威，反对盲从和迷信。经过常见怀疑，笛卡尔一定了“自我”的存在。笛卡尔的“自我”并非物质实体，而是一精神性的实体，这一实体的本质就是思想。他进而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从这一命题出发，他第三强调了理性的绝对权威。觉得人类不管在那种情况下“永远只许听从理性的证明”。在笛卡尔看来，“理性”就是指人“判断和分辨真伪的能力”。[9]它是生活而就具备的，是每一个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质所在。他倡导用人的理性来控制人的感性欲望，给人类的行动提供可行的实践原则。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和办法虽然是思想凌驾于物质之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但他对理性的高扬，使得大家愈加看重主体和常识有哪些用途，对后来欧洲哲学和人的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经验主义始祖的约翰?洛克（1632-1704）也不不承认理性的存在。他说：“理性把一个人提升到差不多与天使相等的地位。当一个人抛开了他的理性时，他的杂乱的心灵可以使他堕落到比野兽还要远为残暴。”[10]在洛克看来，人的理性是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人若没了理性就和动物无异，理性是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主要原因。在认识论方面，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他指出，人的心灵本身就好似一张白纸，在上面什么都没。心灵后面出现的观念和常识都是通过后来的经验得到的。在常识的形成过程中，洛克除去强调经验的重要程度，也看重主体的能动性，也就是理性认识有哪些用途。洛克觉得经验的形成除去人通过感官对外部事物的感觉这一来源以外，还有另一来源，即对心理活动的“内省”，也就是深思过程，这本身就是人的理性活动的范围。洛克从“观念”入手，论述了人的认识过程。他指出，人的认识开始于观念。观念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简单观念是认识的基础和材料，人的心灵将简单观念进行“比较”“组装”与“抽象”形成复杂观念。在此过程中，人的心灵要对特殊的和具体的观念进行概括，使之上升为“抽象观念”。他觉得人的认识是从具体的特殊事物开始的，但人又不可以停留在具体的事物上，而应该对具体的事物加以概括，使之上升到普通的高度。不然的话，认识就不会“有所扩大”，常识的增长也会非常慢。这表明，洛克看到了人的理性在对感性材料改造过程中的能动用途。洛克的理性主义有其自己的局限，即觉得人的理性不可以超越可感的、可推理的范围。他指出人可以获得确定性的常识，但范围十分有限。他写道：“大家常识的范围不但达不到所有实质的事物，而且甚至亦达不到大家观念的范围。”[2]567洛克对人认识能力的这种悲观态度与他的经验论立场和当时自然科学不够发达有关。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描述对后来的经验主义者也有启示，对理性权威的确立无形中起到肯定有哪些用途。 近代中后期理性万能代替了上帝万能，有力地打击了“神本主义”思想，但这却过度夸大了理性有哪些用途。近代哲学家们，无论是经验论者还是唯理论者，都将理性视为激情的奴仆。理性变成大家征服自然、攫取自己利益的工具，如此理性就变成工具理性，它只不过工具而不拥有价值和意义。因此理性就丧失了我们的目的，不可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这就是当时理性面临的危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不止是理性最严厉的批判者，而且还是它最坚定的维护者。他批判理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消掉理性，相反，他是为了给理性的权威奠定最坚固的基础，以此来拯救理性于危机之中。康德觉得，理性假如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局限性的话，它事实上不是在张扬我们的权威，而是在削弱我们的基础。康德正是通过对理性的“三大量判”让理性主义意识到我们的不足，严守我们的分际，拯救理性于自我毁灭。通过批判理性，理性主义在康德学说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动摇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企图超越两种体系的对立。当他承认在人以外存在着不依靠于人的“自在之物”时，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他觉得“自在之物”存在于彼岸世界，是超验的，不可以被认知时，他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者。但这类都不可以阻止他在道德哲学范围成为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康德觉得，人作为一个存在者，既有感性的活动，又有理性的活动。感性的活动使人受外物支配，因此，大家需要根据肯定的势必规律行动。同时，人又具备理性，人的行动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可以摆脱自然律的影响。因此，人可以参考理性自己发布的法则对自己发布命令。他觉得，以前的道德哲学都是“他律”的，即不是从人自己来探寻道德原则的依据，而是从外部经验世界中引出道德原则。他提出，道德律应该是“自律”的，它不是从经验中得出来的，而是存在于人的理性当中，是种先验的原则。他指出人的本质是理性，人固然是具备感性的属性，但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却不在于感性的欲望，而在于理性。大家人类之所以有道德，不至于沦为畜群，根本在于人的理性给自己行动拟定了法则。也就是说人的理性给感性拟定了法则，人不可以仅仅将理性作为满足感性欲望的工具，将它视为工具理性，而应该是感性受制于理性。康德的理性主义是打造在先验主义基础上，这使得他的理性具备致命的弱点。他的理性主义原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1770-1831）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他通过理性的最高形态――绝对理性（绝对精神）达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黑格尔看来，理性就是实体和主体的统一，实体就是主体。黑格尔所讲的“绝对精神”是指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思维，事实上也就是一种脱离人的理性，并与客观世界相离别的理性思维。它是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质和基础。“绝对精神”并非千篇一律的，而是积极、能动的，是一种创造力。精神本身就具备内在矛盾，促进它不停的处于运动、进步状况。黑格尔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就是对“绝对精神”的自我进步过程的描写。黑格尔觉得，人类社会、自然界与人的思维都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是“绝对精神”进步的一个环节。“绝对精神”的进步要历程三个进步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在逻辑阶段，“绝对精神”是作为“纯定义”“纯思维”而存在和进步，表现为一个定义向另一定义的进步变化。这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定义由“自为”“潜在”的存在，到意识到自己内部的矛盾，并把矛盾展示出来，最后在自己中将矛盾在对立中统一块儿。第二阶段，是“绝对精神”外化为物质的存在――自然界的进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精神披上了物质的外衣，将自己隐藏在自然物质当中，是物质存在的本质，也是物质运动变化的依据。人的出现是精神在这一阶段进步的高峰，从而使精神超出了自然阶段，进入了精神阶段。精神阶段是“绝对精神”自我进步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精神摆脱了物质的束缚，成为“自为”存在的理念精神。这样来看，黑格尔将理性凌驾于所有事物之上，且主宰着万事万物，而万物只不过理性的派生物，只不过理性的外在表现，整个世界都是理性的产物。

“理性”到黑格尔这里进步到极致，成为近代以来大家的信仰。用理性代替对上帝的信仰，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神学，启迪着大家用理性之光去考虑自己和外部世界，一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人的解放和科学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但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将人的本质抽象化，同时，过度强调理性，使得理性变得无理性，最后致使了理性的危机。

3、对自由的诉求

“自由”是近代以来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人类政治生活。无论是大家对“神本主义”的拒斥，追求人的解放;还是大家诉诸于理性，突出人的能动性，达成人对自然界的征服，都是人类为了达成自己的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文静复兴时期，大家就高呼“个性解放”“人的自由”，提出人要摆脱“神学”的束缚，人能达到所有他想达到的目的。文静复兴的先驱但丁（1265-1321）就曾提出：“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它被安排得最好的时候。”[2]359这个时候的自由是指人对“神”的人身依靠关系得以解除，不受任何束缚地自然生活和人自己得到解放，人格上获得独立。到启蒙运动时期，在理性的指导下，大家更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自由被认定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天分人权。卢梭指出：“人一生下来就有自由的权利，每一个人都不例外，这是由人性决定的。”[11]生活在自由状况中的人是自由的，每一个人享有天分的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权利。近代哲学家们为了达成人的自由，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了各种自由观。

17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的一生是同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势斗争的一生，是为真理和人的自由顽强拼搏的一生。斯宾诺莎的哲学带有非常强的伦理学目的，他的哲学是以达成人的“至善”为目的，是要解决生活问题的哲学，哲学被他看成是达成“生活圆满境界”（“至善”）的方法。要达成人道德上的“至善”，斯宾诺莎觉得人第一要“充分知道自然”。为此，他提出了“自因”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指出，世界是一个自因运动的物质实体。“实体”是指不依靠于他物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它的存在无需依靠于任何其他定义。这意味着实体产生和存在是什么原因只不过由于它自己，也是说它是“自因”的。他有时将自然也叫做“神”。接着他提出了“样式”说。“样式”是指实体的各种具体状况。实体具备广延和思维两种属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作为个体性是作为常见性“神”的特殊显现。人的身体和心灵分别分属“神”的两个属性。在斯宾诺莎看来，实体和样式都受因果势必性的支配，也就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人作为“神”的分有，也势必受制于自然规律。此时的人是不自由的。但人的心灵具备思维的属性，可以认识很多事物和自己的性质。他说：“大家的心灵可以尽可能完全地反映自然。因此心灵可以客观地包括自然的本质、性质和联系。”[12]人通过心灵认识到了自己本性的势必性，他就摆脱了盲目性，获得了自由。当人对势必性认识越多，人的自由就越高。自由就是对势必性的认识，“但凡仅仅由自己本性的势必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己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13]斯宾诺莎所要达成的道德上的“至善”，其实就是要张扬人的自由。他指出，人的“德性”就是人的本质力量，是每一个人根据我们的本性而动作。他觉得人的本性在于“自保”，即维持自己存在的能力，德性的基础就是“自保”这种能力。他强调，情感和理性是心灵的两个基本特点。情感是动物所有些，假如人只受情感的控制，那他就全完受命的支配，命学会主动权。只有按理性行动，人才能获得自由。他觉得，理性可以产生德性，而德性又能产生幸福。人越按理性办事，人也就越有德性，从而越幸福、越自由。斯宾诺莎的自由观将自由看做是对势必性的认识，其中包括了辩证的原因。但他将因果性等同于势必性，从而不承认了偶然性的存在。他将自由简单地当成是对势必性的认识，而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从而不可以真的说明人的自由问题。 “自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定义，他用毕生精力探索达成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他觉得，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自由就是人的本质。他提出了“人是目的”理论，指出：“你须要如此行为，做到无论是你一个人或别的什么人，你一直把人当成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14]43根据康德的规定，意志就是自己根据规律的定义去行动的一种能力。只有理性存在者才具备意志，而理性“自觉”依据的就是目的。假如一个目的是源于理性，那这个目的就适用于所有理性存在者。人是作为理性存在者而存在，因此，他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当每一个人都把别人当做目的，而不是方法时，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康德提出：“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布常见规律的意志。”[14]45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为立身立法，同时又服从于自己颁布的道德律。这就是大家上面所提到的“自律”。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是自己给自己颁布命令，因此，每一个人都自己有我们的目的，都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同时也负有把别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方法的责任。在康德看来，作为感性存在物存在的人，有各种情绪和欲望，势必受制于自然。但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是完全摆脱了感性的原因，拥有了绝对的意志自由。如此，每一个人都根据我们的理性办事，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控制，每一个人都把他们当成目的，人与人之间也就达到了一种“平等”的状况，每一个人都得到全方位的自由，从而也达成了人的“个性自由”。康德的自由观离得远远的了神学，人的意志不受制于神意，也非受情欲控制，而是受人理性的支配，人的尊严和价值不受任何权威的制约，人本身就是权威。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反封建、反神学、尊重人的进步和理性的精神。但康德的自由是只存在于彼岸世界的自由，缺少现世性。而且他觉得人在理性世界里是可以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人仅需根据自己给自己拟定的“绝对命令”行事，这表明康德的自由是企图摆脱客观规律的自由，这显然只能存在于幻想中，没办法达成。

结语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将人文精神的研究推上高峰，为大家探讨人的进步问题提供了不一样的视线。在他们的哲学中，人的问题被一以贯之遭到关注。他们站在人的角度来审视整个世界，用人的见地代替神的见地，渐渐意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使人从“敬上帝”的迷梦中觉醒。但也要看到，这种人文精神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缺少现实性，因此，它没办法真的理解人的本质。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具体的人，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人的解放不可以脱离社会的物质生产，只有立足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的人出发，将人文主义根植于物质资料生产这一坚固的基础上，才能真的把握人的本质。